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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各路人马加大了围堵力度，以迫使太子把军队不断的调离成都城，大总管觉得呢？”元仁师不太肯定的说道。

    “元司马这话说错了。并非是杨侗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加大围堵力度。其实我们的处境是杨侗刻意安排所致，因为他十分清楚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张士贵纠正了元仁师的错误，又指着地图上的雒县向他分析道：“你看，杨侗现在驻兵在雒县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了，可是他并没有和窦相国决战的意思，甚至连像样强攻都没有。而李靖、沈光、薛万均、苏定方等人的表现也是这样的散漫。由此可见，杨侗所采取的战术是把成都城的军队调走干净，然后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的各路人马，对我们各支军队发动雷霆万钧之势，现实分而食之的战略目的，最后再轻易收复高大雄伟，却已经没有兵力的成都城。”

    正如张士贵的判断，杨侗确实是打算把成都城的军队一一调到前线，不过是不分而食之，而是以便李渊发动军事政变，让数目众多的李氏宗亲在内斗之中死去，倒不是他有足够证据来证明‘李渊一定发动军事政变’，但一个从成年之日起、就为造反作准备的人，岂是甘心失败、安于现状的人？更何况他还有翻盘的力量，如果外部环境适合，有九成可能会武力夺取，他不是为了执掌权力，再和隋朝打，而是为皇帝、父亲尊严战。即便李渊没有干，但杨侗把唐军调出成都城之举也不是无用功，因为谢映登和李大亮已经潜入成都县境，同样能为二将提供夺城的便利。

    虽然隋朝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干脆利落的把这场悬而未决的战争结束掉，但是天下一统的战争，并不仅是把表面上的敌人歼灭、降服就完了事，更多是要为以后考虑。

    不出意外的话，这场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争结束以后，只要他杨侗在世一天，国内就没有大内战暴发，这固然是好事，但也使敌人摇身一变，以降将、降臣的名义变成大隋的“自己人”而这类人不仅仅是头脑灵活的聪明人，还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权势涛天的人上人，他们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乱世之争，是因为他们不满足现状，企图通过战争，以开国功臣的名义，博取更多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现在选错了效忠对象，使他们失去一切，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云端坠落到尘埃。

    这类本身就不安分的人，显然是不会安现状，也不愿过贫困潦倒的日子。

    怎么办？

    自然是破罐破摔，并利用聪明头脑在暗中搞大事。

    朝廷明明知道他们不安分，但是在没有真证实据之前，朝廷也不好妄加惩处，虽然也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干净，但杀这些人容易，对天下百姓的影响却是巨大。所以这一仗，更是为以后的安稳打，而不是统一，最好是以消灭敌人的名义，把他们通通杀死在战场之上。

    当然了，张士贵并不知道杨侗的险恶用心，他又思索一会儿，毅然对元仁师说道：“我还是要劝太子出兵，就算不答应退到蜀郡进行大决战，也应该从派兵从金渊方向对苏定方所部施压，好让我和侯将军有所作为，要是我们吃了一部隋军，就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还请元司马再次入京，向太子殿下陈述我的用意，也希望朝中大臣以大局为重。”

    “卑职领命。”元仁师见他尤不死心，只好无奈的应了下来，离开大帐之后，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匆匆忙忙的朝成都城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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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单是张士贵对李世民的被动防御有了置疑、不满之意，便是李唐王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也因为一连串不利消息的传来，对这次事关生死大战也开始产生了争议，甚至矛头大多是指向李世民这个暴力上位的太子。

    北部唐军段志玄、卫孝节战死，导致顺政、宕昌失守的消息也传到了成都城。战局的不利使朝廷不满之声愈加高调，战局的不利，也使安分了一段时间的帝党开始抬头，尤其是李神通、李瑗帝党首领，开始在各个场合抨击太子党（李世民党）在战局中的不利表现。他们认为李世民所重用的刘弘基、李仲文、张长逊、李孝常、韩威、段志玄、卫孝节个个都是无能庸才，才接二连三让隋军打败，不但丢失了益北大片疆土，还造成了当前的困境。

    东宫嘉德殿内，元仁师又一次受张士贵委托前来劝说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的情绪十分焦虑低沉，内部节节攀升的粮价他无力平息也就算了，毕竟他以前是以武将的名义出现在各个场合，如今还能以骤然接管朝政，不熟悉政务来推诿。但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却是无从辩解的。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也使李世民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错判形势、高估了益州之险，也对隋朝的实力、对隋军武器装备估计得严重不足，致使外派了太多兵力，当蜀中葭萌关、白水关、梓潼关被隋军利用飞天神舟神不知鬼不觉的拿下以后，他一时间无兵可派，致使隋军没有遇到多少像样的抵抗，就轻易的拿下了清化、平武、义城、普安、金山五郡，而这五个郡的全面失守，使各方震惊的唐军在毫无准备、毫无所觉的情况贸然来战，从而引起了一连串惨败。

    另一方面，他在南部的表现又过于乐观，认为高士廉可以凭之险，将李靖御在秭归之外，即使秭归失守，还有巫山、巴东可以防御；而在李靖西征巴之后，又让侯君集营救秭归。就在这个重大决策上他犯下了错误，如果当时的命令是让侯君集支援易守难攻的人复县、高士廉高放弃秭归、巫山、巴东，前往人复县和侯君集合二为一，那么李安远就不会中了苏定方的埋伏，南部也不会有今天的被动局面。

    否则的话，即使苏定方为首的北镇军有所斩获，那么牺牲的也只是高士廉那一部，而不是这种大片领土沦陷、隋军不断杀来的危局。

    “殿下，张总管的意思是撤军回蜀郡，以保持我军实力，然后集中兵力，在平泉和新津与南路隋军决战，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只要我们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一定可以成功歼灭一部隋军，虽然对于当前的局势不会起得根本性的大逆转，但至少可以坚定朝野上下、全军将士抗隋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击退很多不利团结的声音。”

    元仁师回到成都城之后，就直奔东宫而来，可是他在大路上就可以听到种种不利李世民的声音，由此可见，这种声音已经到了甚为喧嚣的地步，现在唯一办法就是在军事上取得战果，扭转李世民的口碑，哪怕只是取得一小点战果都好，若不然，这种声音会越演越烈，当全城都在议政、都在置疑的时候，局势会凶险百倍。

    “我也明白张士贵将军的难处，也理解他的求战之心，甚至连我也认为他的大决战之设想是我们目前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只是他和侯君集、翟长孙一旦撤军北上，隋军就会步步紧逼，根本不给我们备战的时间，仓促之间在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交战，我们获胜的机会更为渺茫，若是再败，南部隋军就兵临城下了，再想把他们打赢就难上加难了……”说到这里，李世民忽尔一阵恍惚失神。

    也是这一刻，当李世民这个李唐王朝的最高决策人说出这番话之后，也终于理解了李渊、李建成的难处了。以前不是李渊、李建成不想打、怕打，而是不能打、打不起，现在的自己亦如是。

    如果说今天的自己，是以前“畏隋如虎”的李渊和李建成，那么求战心切的张士贵，无疑是当初“赌性十足”的自己。而自己，在大势面前，终于是活成了曾经最为厌恶的样子。

    “殿下，我们要是集中兵力来打，未必就会输。”元仁师尽职尽责的劝说。

    “我也认为四军合一，能够打赢隋军某一部，但打赢之后呢？付出惨重代价的唐军能否守得住蜀郡？能否挥兵收复益州南北？能否把隋军轰出益州？”李世民反问道。

    “这……”元仁师哑口无言，讷讷无从作答，过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实事求是的苦笑道：“隋朝国力鼎盛、兵强马壮，哪怕杨侗用五名士兵的命来换我军一名士兵，结果赢的还是他。”

    “这就对了。”李世民认同的点了点头：“事实上，我们在南部和隋军还未打一战，要是我们撤退，且被隋朝骑兵从后面掩杀，使大决战打不起来、或是败了。这无论对朝廷还是国人都无法交代，所以我还是希望张士贵将军再努力一下，能够和侯君集一起稳定南方局势，至于北部之敌，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元仁师心中暗暗叹息一声，李世民态度其实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的话语虽然说得很委婉，但其实变相的否决了张士贵撤军到蜀郡决战的建议，并且还希望张士贵、侯君集干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大胜。

    “这么说来，确实不宜撤军入蜀郡决战，否则我们就失去腾挪余地。”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元仁师只好退求其次，拱手请示道：“那么能不能适当增加一点兵力？”

    李世民皱了皱眉，问道：“哪里需要增加兵力？是普慈城吗？”

    “不是支援普慈，而是进驻金渊县。”元仁师摇了摇头，理解道：“张总管希望殿下能够派支军队进驻金渊，为我们牵制飞乌县的苏定方，我们少了这一路敌军，胜算会更大些。”

    “这个要求倒是十分合理，而且金渊方面也确实需要军队防御，但是成都城兵力着实不多了，我们派的兵力要是少了，丝毫取不到牵制作用，可是多了的话，我现在也没有啊。”李世民有些为难的看了元仁师一眼，沉吟半晌，才说道：“增兵金渊牵制苏定方之事我同意，但具体派多少兵力，还得让我好生考虑！”

    “张大总管对于殿下的决定十分期待，那卑职先回去答复了。”元仁师松了一口气，这也算是对张士贵有交待了。

    “嗯，去吧！”李世民苦涩的点头，元仁师倒是完成不负张士贵之望了，可是对于他李世民来说，却是飞来了一个无从解决的老大难题。

    成都城现在只有四万名士兵。

    派多少、怎么派、谁来带兵是他所要面临的先决问题。等到他把军队派走之后，成都城防务，雒县、九陇、汶川是否需要增援等等等问题又紧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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